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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10-15 07:41:18  【字号:      】

www.sun988.com_yy00000.com-【申慱sunbet娱乐】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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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标题分割#  浙江在线-温州频道7月1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张银燕吴昱燊)很多温州人都知道,在距离温州市区10公里以外,有一个以南美式休闲风格为主题所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大西洋的购物中心,是在巴西生活了数十年的温商孙华凯,投资10亿元送给家乡的一份大礼,  这也是巴西侨胞在国内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  日前,我们把孙华凯请到了世界温州人云社区融媒体演播厅,听他和他的家族闯荡巴西的故事。  从事贸易生意成为“节能灯大王”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52年了!”孙华凯用流利的普通话回忆道,他说,少小离家,普通话是这几年回国后慢慢学起来的。  他至今记得,第一天到达巴西,是1967年4月21日,那时,他还只有12岁,一同前往的姐姐孙特英13岁。  当时,在巴西的中国人大多做着“提包”生意,也就是上门推销小商品。“初到巴西,我和姐姐一起,上午去学校上学,下午做‘提包’生意,每天赚几美金就能让我们很开心。”孙华凯说。  年少的孙华凯就表现出了出众的经商能力。1973年,他还在读大学,就开了一家礼品店,大学毕业后,又应聘担任中国五金矿产巴西公司的业务经理。  1992年,孙华凯与姐姐、姐夫合资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进出口国际贸易中,他选择了做进口中国轴承生意,并一炮打响。  当轴承生意开始滑落,孙华凯又及时转向,改进中国节能灯。孙华凯的中国节能灯打进了里约80%的超级市场,并敲开了圣保罗、米纳斯、维多利亚等大城市的一些超级市场的大门,当“lightex”节能灯走进千万巴西家庭,他成了“节能灯大王”。  在孙华凯的带动下,他的家族先后开了20多家贸易公司。在生意的起起落落中,孙华凯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似乎一直在做从零开始的事,外贸如此,大西洋也是如此。只要有信心,我相信会成功。”  深度融入巴西当地流传“有事找华凯”  坚持上学,是孙华凯引以为傲的事。尽管父亲不支持,他仍然坚持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并从里约经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  “只有学会当地的语言和当地文化,我们才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才能融入当地。”孙华凯说。  之后经历的种种,证明了孙华凯的坚持是对的。因为在巴西侨界,就流传着这两句话:“有事找华凯”“有事找阿兰”。(记者注:阿兰是孙华凯姐姐孙特英的别名)  孙华凯(左)与巴西当地商界巨头合影  中国人在巴西碰到法律纠纷,找华凯帮忙;侨胞遇上生意上的纠纷,找华凯出面调解;一些侨胞夫妻吵架,也要找华凯阿兰协调解决……  “那时候很少有华侨在当地读书,一些华侨连当地语言也不通,我们姐弟俩结交了许多巴西朋友,当地的警察局、海关、法院等地都有同学和友人,所以华侨有事情全部找我们帮忙,而我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他们。”孙华凯笑着说。  由于这份热心,1994年里约华人联谊会领导机构改选,不是候选人的孙华凯,竟得票第三,成为理事。两年后,换届选举,他又以高票当选会长。他的姐姐孙特英,也被推选为巴西文化交流协会荣誉主席。  心系家乡回国建成浙中南最商贸城  追溯孙家与巴西的缘分,要从孙华凯的爷爷说起。  1928年,爷爷从欧洲转到巴西创业,一去就是半辈子。而孙华凯的父亲也在1958年5月来到巴西。  如今,孙家已有近200人在巴西生活,从最初的“提包”生意,到家族贸易公司,如今,孙家的后辈也从事很不错的职业。“有当工程师,也有当律师和经济师的。在里约只要说起‘孙家’,大家都知道。”孙华凯笑着说。  孙华凯告诉我们,虽然在巴西闯荡多年,但他和家人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根。随着时间的流逝,孙华凯的家族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  2001年,孙华凯决定回国发展,得到了家族鼎力支持。回国之后,他回到了出生地温州,在经过一系列的市场调研后,他决定要参照巴西模式,打造温州第一个一体化购物中心。  然而,由于方案超前设计,审批上曾一度搁浅,尤其是在消防上,因单层面积前所未有,存在很大的技术难题。随着设计方案的调整,各方专家反复论证,最终消防难题终得顺利解决。  孙华凯说,给这个购物中心起名大西洋,是因为他在里约的家就背靠着这片海域。这个购物中心也汇聚了孙华凯家族对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深厚感情。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大西洋购物中心已顺利建成,并成为浙中南最大的购物中心和温州的地标性建筑。  “巴西距离中国远,很多侨联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创业环境,更不清楚温州的营商环境,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借回里约的机会,传播祖国,传播温州的营商环境。”孙华凯说。  眼下,孙华凯除了“大西洋”项目,还计划在陕西西安投建南美商贸新城。“这个项目会远远大于大西洋百货,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华侨华人回归祖国。”#标题分割#  浙江在线-温州频道7月1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张银燕吴昱燊)很多温州人都知道,在距离温州市区10公里以外,有一个以南美式休闲风格为主题所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大西洋的购物中心,是在巴西生活了数十年的温商孙华凯,投资10亿元送给家乡的一份大礼,  这也是巴西侨胞在国内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  日前,我们把孙华凯请到了世界温州人云社区融媒体演播厅,听他和他的家族闯荡巴西的故事。  从事贸易生意成为“节能灯大王”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52年了!”孙华凯用流利的普通话回忆道,他说,少小离家,普通话是这几年回国后慢慢学起来的。  他至今记得,第一天到达巴西,是1967年4月21日,那时,他还只有12岁,一同前往的姐姐孙特英13岁。  当时,在巴西的中国人大多做着“提包”生意,也就是上门推销小商品。“初到巴西,我和姐姐一起,上午去学校上学,下午做‘提包’生意,每天赚几美金就能让我们很开心。”孙华凯说。  年少的孙华凯就表现出了出众的经商能力。1973年,他还在读大学,就开了一家礼品店,大学毕业后,又应聘担任中国五金矿产巴西公司的业务经理。  1992年,孙华凯与姐姐、姐夫合资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进出口国际贸易中,他选择了做进口中国轴承生意,并一炮打响。  当轴承生意开始滑落,孙华凯又及时转向,改进中国节能灯。孙华凯的中国节能灯打进了里约80%的超级市场,并敲开了圣保罗、米纳斯、维多利亚等大城市的一些超级市场的大门,当“lightex”节能灯走进千万巴西家庭,他成了“节能灯大王”。  在孙华凯的带动下,他的家族先后开了20多家贸易公司。在生意的起起落落中,孙华凯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似乎一直在做从零开始的事,外贸如此,大西洋也是如此。只要有信心,我相信会成功。”  深度融入巴西当地流传“有事找华凯”  坚持上学,是孙华凯引以为傲的事。尽管父亲不支持,他仍然坚持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并从里约经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  “只有学会当地的语言和当地文化,我们才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才能融入当地。”孙华凯说。  之后经历的种种,证明了孙华凯的坚持是对的。因为在巴西侨界,就流传着这两句话:“有事找华凯”“有事找阿兰”。(记者注:阿兰是孙华凯姐姐孙特英的别名)  孙华凯(左)与巴西当地商界巨头合影  中国人在巴西碰到法律纠纷,找华凯帮忙;侨胞遇上生意上的纠纷,找华凯出面调解;一些侨胞夫妻吵架,也要找华凯阿兰协调解决……  “那时候很少有华侨在当地读书,一些华侨连当地语言也不通,我们姐弟俩结交了许多巴西朋友,当地的警察局、海关、法院等地都有同学和友人,所以华侨有事情全部找我们帮忙,而我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他们。”孙华凯笑着说。  由于这份热心,1994年里约华人联谊会领导机构改选,不是候选人的孙华凯,竟得票第三,成为理事。两年后,换届选举,他又以高票当选会长。他的姐姐孙特英,也被推选为巴西文化交流协会荣誉主席。  心系家乡回国建成浙中南最商贸城  追溯孙家与巴西的缘分,要从孙华凯的爷爷说起。  1928年,爷爷从欧洲转到巴西创业,一去就是半辈子。而孙华凯的父亲也在1958年5月来到巴西。  如今,孙家已有近200人在巴西生活,从最初的“提包”生意,到家族贸易公司,如今,孙家的后辈也从事很不错的职业。“有当工程师,也有当律师和经济师的。在里约只要说起‘孙家’,大家都知道。”孙华凯笑着说。  孙华凯告诉我们,虽然在巴西闯荡多年,但他和家人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根。随着时间的流逝,孙华凯的家族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  2001年,孙华凯决定回国发展,得到了家族鼎力支持。回国之后,他回到了出生地温州,在经过一系列的市场调研后,他决定要参照巴西模式,打造温州第一个一体化购物中心。  然而,由于方案超前设计,审批上曾一度搁浅,尤其是在消防上,因单层面积前所未有,存在很大的技术难题。随着设计方案的调整,各方专家反复论证,最终消防难题终得顺利解决。  孙华凯说,给这个购物中心起名大西洋,是因为他在里约的家就背靠着这片海域。这个购物中心也汇聚了孙华凯家族对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深厚感情。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大西洋购物中心已顺利建成,并成为浙中南最大的购物中心和温州的地标性建筑。  “巴西距离中国远,很多侨联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创业环境,更不清楚温州的营商环境,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借回里约的机会,传播祖国,传播温州的营商环境。”孙华凯说。  眼下,孙华凯除了“大西洋”项目,还计划在陕西西安投建南美商贸新城。“这个项目会远远大于大西洋百货,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华侨华人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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